陸坡坡｜平面設計師，曾在日本情色產業、韓國遊戲公司、台灣電視台、夜店等五花八門的地方工作
文字作品｜《營長的除靈方法》《三三五日軍中手札》《七三七日同居手札》《少年仔》《軍中輔導》《父親的情色錄影帶》《夏陽下的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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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戰爭的傷痛慘劇，在結束戰爭的這些年來花上數十年除來，回顧和讓人了解戰爭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尤其在當時台灣也被日本殖民下，有很大一部分劃入當時日本軍事規劃的南進前哨站，與前往東北滿州國的台灣人，都是在多年歷史下逐步被了解的史事。
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是改編戰後小說的作品，也是日本拍攝反戰電影中的一項里程碑，與更多角度探討。故事以一名被戰爭中被處決的士兵遺孀，多年來一直想知道自己丈夫為何被處決，而踏上尋找真相的旅程，但除了知曉前線殘酷外，每個士兵對丈夫的印象都有差異，究竟這場戰事中，丈夫的名譽、與被處決的真正原因到底為何？
在真實戰爭之下，雖沒有一位人民是無辜，但也沒有一位人民會主動要求開戰。當時1930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，日本軍國政府需要一個急需解決經濟問題、與人民不滿的情緒，一戰勝利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好處，反而加深歐美列強對於東亞的歧視性，這些總總因素讓日本軍方抬頭成為主導權。
當時的日本軍方利用天皇形象，煽動日本人為東亞民族優越論，這些都疊加造成二次大戰，日本出兵主因，而在投降後，當時在日極度被壓抑的反戰派，才得以透過資料，試圖還原軍國主義者所做的種種目的與真相。
劇情描述因為丈夫在戰爭中被處決，士兵遺孀一直希望政府給出合理的解釋，因為在資料上並沒有表示出遺孀丈夫被處決的原因。因為這樣遺孀決定拜訪跟丈夫死亡有關的從戰爭歸來的士兵，但發現每個人對於丈夫的描繪都不一樣，從英雄、逃兵到謀害長官的罪人，到底真相是如何？遺孀反而在追尋中，思考出自我的解答。
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是由拍攝許多日本極道電影、暴力和實驗性美學的導演－深作欣二，改編原作者－結城昌治，同名短篇小說的電影。原作有點偏向於報導文學的方式，是以在日本敗戰後，作者聆聽各類士兵故事，用回憶錄的形式展開每個人的短篇故事。在電影版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則是將每個短篇故事串接，以似真似假，追尋戰場的殘酷與荒謬，跟最後遺孀（被戰爭留下的人）對於自己與日本政府的無言抵抗。可以說也是後來導演在經典之作《無仁義之戰》手法上的先行嘗試。
在戰後過後的日本50年代至60年代間，進入一個社會混亂期和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，這也使娛樂文化、故事創作進入一段蓬勃發展的年代，當然其中也包含如同山口組這些日本黑道的崛起，也脫離不了關係。當時因為戰爭的殘酷而像是結城昌治、手塚治虫等創作者的作品都有很深刻的反戰思潮，但隨著韓戰的爆發，日本響應美國的再軍備，而出現「自衛隊」。
這也很矛盾的激起，新的軍國情懷。有許多電影創作者和文學再次描繪個人英雄壯烈犧牲的題材，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。雖然室友軍國主義的軟性延伸，但這也影響一代軍事宅與ACG圈，如《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》導演－富野由悠季，就受到當年軍事風情再出現的文化影響。
整體而言電影與文本追求的並不是一個完全真實，和樣樣考究完美，而是展現出軍事中階級文化和讓人拼命去死的扭曲極端軍國思想。這點台劇《聽海湧》也是如此，不是完全的真實故事，而是著重在「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矛盾」這點，才是故事主要想呈現的部份。
改編這部作品的導演深作欣二，十幾歲的時候，也因為日本戰爭逐漸劣勢，而被迫參與軍工廠勞動，成為隨時被當成轟炸目標的高危險性質少年工。也因為青年成長期間夾在為天皇而死，跟戰敗清算的矛盾之間，讓深作欣二對於「誰該為了戰爭死去的人負責？」，這個想法深思。對於高層免責，犧牲平民，在1970年後，戰後大學生學運浪潮，與經歷過戰爭如同深作欣二、結城昌治的中年人，用影視和文字，來讓「日本的戰爭責任」，搬到公共視野來討論，呈現出如果不反省過去軍國主義的災禍，便無法讓日本往前進的反戰氛圍。
1972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在敘事手法有著與《羅生門》類似的故事模式,透過士兵遺孀追尋真相，找到其他軍人，每個人對於遺孀丈夫的描繪都不一樣，也都慢慢透過故事，發現不知何為謊言？何為現實？比起《羅生門》每個人證言的矛盾，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則是每個敘述戰爭的人，都試圖抹取自己的惡，和撇開自我對遺孀丈夫死去的責任。
當年代日本回顧這段敗戰歷史，電影常用幾種敘事手法「英雄敘事」、「悲劇故事」、「責任追究」。而也可以針對這些敘事與拍攝手法，來看待電影公司和導演的立場與導向。例如美日合拍，深作欣二、黑澤明等，多個參與的美日編導，製作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戰爭電影《トラ・トラ・トラ!》（1970）就是偏向於戰爭的「責任追究」，在美軍已經發現日軍要準備偷襲珍珠港，卻不下達備戰命令，而珍珠朝壽襲擊的政治盤算，展現出一位士兵的命運，終究是一盤國際戰爭下的棋子。但更多電影則是偏向於《山本五十六》（1968）將日本悲劇給英雄化的電影，來加深人民對於日本軍備的合理化。
可以說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的電影出現時，日本正處於左、右派矛盾之中，對於二戰記憶與戰後國家定位，官方試圖模糊帶過歷史、民間卻越發想清晰看到真相，這也是電影中為合軍人的遺孀，會等待數年只為了知道丈夫為何而死的原因，在日本民間許多人在戰後對於自己親人和戰時的總總悲慘，始終得不到解答。
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電影之後，許多當年戰爭遺族會運動興起，持續要求政府追認自己兒子或丈夫在各地戰死，真正的原因與經過。日本二戰期間約有230萬軍人死亡（包含台灣、韓國等殖民地），其中仍有數十萬的軍人無法判斷死因，呈現「戰爭死亡不明確性」。「突然就消失了，像是這個人不存在一樣。」水木茂在自傳性質的《全員玉碎》敘述即便戰場的同梯，都無法知曉自己戰友怎麼死、何時死去？這也是《在飄揚的軍旗下》電影中對於無法給予交代，成為官方迴避的原因。如同電影最後遺孀表示，自己丈夫死前最後無法與天皇和解，也是象徵如今多年過去十萬未知死因士兵的殘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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